我曾指導這個故事講給旁人聽

　　一位外國女孩，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：

　　舉行殘疾人運動會，報名的時候，來了一個失去了雙腿的人，說他要參加游泳比賽。登記小姐很小心地問他在水里將怎樣游，失去雙腿的人說他會用雙手游泳。

　　又來了一個失去了雙臂的人，也要報名參加游泳比賽，小姐問他將如何游，失去雙臂的人說他會用雙腿游泳。

　　小姐剛給他們登記完了，來了一個既沒有雙腿也沒有雙臂，也就是說，整個失去了四肢的人，也要報名參加游泳比賽。小姐竭力鎮靜自己，小聲問他將怎樣游泳，那人笑嘻嘻地答道：“我將用耳朵游泳。”

　　他失去四肢的軀體好似圓滾滾的梭。由于長久的努力，他的耳朵大而強健，能十分靈活地撲動向前。下水試游，他如同一枚魚雷出膛，速度比常人還快。于是，知道底細的人們暗暗傳說，一個偉大的世界紀錄即將誕生。

　　正式比賽那一天，人山人海。當失去四肢的人出現在跳臺的時候，簡直山呼海嘯。發令槍響了，運動員嘭嘭入水。一道道白箭推進，浪花迸濺，竟令人一時看不清英雄的所在。比賽的結果出來了，冠軍是失去雙腿的人。季軍是……

　　英雄呢?沒有人看到英雄在哪里，起碼是在終點線的附近，找不著英雄獨特的身姿。真奇怪，大家分明看到失去四肢的游泳者，跳進水里了啊!

　　于是更多的人開始尋找，終于在起點附近摸到了英雄。他沉入水底，已經淹死了。在他的頭上，戴著一頂鮮艷的游泳帽，遮住了耳朵。那是根據泳場規則，在比賽前由一位美麗的姑娘給他戴上的。

　　我曾指導這個故事講給旁人聽。聽完這后的反應，形形色色。

　　有人說，那是一個陰謀。可能是哪個想奪冠軍的人出的損招——扼殺了別人才能保住自己。

　　有人說，那個來送泳帽的人，如果不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就好了。泳者就不會神魂顛倒。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忘記了他的耳朵的功能，他也會保持清醒，拒絕戴那頂美麗殺人的帽子。

　　有人說，既然沒了手和腳，就該守本分，游什么泳呢?要知道水火無情，孤注一擲的時候，風險隨時會將你吞沒。

　　有人說，為什么要有這么混賬的規則，游泳帽有什么作用?各行各業都有這種教條的規矩，不知害了多少人才，重重陋習何時才會終結?

　　這把這些議論告訴女孩。她說，干嗎都是負面?這是一個笑話啊，雖然有一點深沉。當我們沒有腳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用手奮斗。當我們手和腳都沒有的時候風們可以用耳朵奮斗。

　　但是，即使在這時，我們依然有失敗甚至完全毀滅的可能。很多英雄，在戰勝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之后，并沒有得到最后的成功。

　　兇手正是自己的耳朵——你的最值得驕傲的本領!

　　美國有一個著名的白宮記者，叫海倫.托馬斯，逼問過9任總統，進攻性極強，后來白宮特別在新聞廳給她專門設了把椅子，上面用小銅牌刻著她名字，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個獎項，盛譽極隆。

　　她八十多歲的時候在書里回憶自己職業生涯，曾經感嘆美國新聞業的蕭條，說“不知畏懼，不帶好惡地去報道，美國的新聞人忘了嗎?”

　　我自己的經驗是，不知畏懼并不算難，不帶好惡不容易。

　　好惡是每個人都有的，不可避免。

　　只不過，有記者這個身份，會約束人們表達自己好惡的本能，它要求你提供盡可能多的事實，而不是看法。

　　八十歲的時候，海倫離開供職五十七年的美聯社，開始成為一個專欄作家。

　　專欄作家與記者的區別是，她從此提供看法。

　　在接受這個邀請的時候她說“我挺高興的，為什么不呢?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來面目描述它，現在為什么我不能按我想的樣子來說呢?我每天早上醒來就可以說，今天我恨誰?”

　　也許她帶點玩笑，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約束，就會射出。

　　一個月前，她迫于輿論壓力辭職了，在將近90歲的時候。

　　原因是她在某一個集會上，對著一個鏡頭說：“告訴以色列人，滾出巴勒斯坦……他們(以色列人)可以回家，去波蘭、德國，去其他任何地方。”

　　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，她說這話的原因就是她恨。

　　我曾經遇到過CBS的一位記者，我們談一個問題，他下了一個判斷，我說我去過那個地方，我了解到的情況有些不一樣。

　　他打斷我“中國根本沒有真正的記者。”

　　“記者首先要給對方說話的機會”我說。

　　“你們是沒有信譽的一方。”

　　這種對話很難談下去。

　　不信任是媒體從業者的一部分天性，這不稀奇，也沒什么可指責的，但是敵意是另一回事。

　　不信任可以保持疑問和觀察，可以討論與爭辯，但敵意是一種預設，一種觀點，尋求能支持自己情緒的證據，刻意忽略對對方有利的事實，站在一個善惡二元，黑白分明的世界上。

　　我自己有過這種經驗，知道英雄與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動人們的情緒，一個“反對……!”的立腳點很容易變成一個集體的代言人，使人熱血激沸淚水漣漣。

　　法拉奇在911之后寫《憤怒與自豪》，她說自己“哭了六天六夜”寫下這本書——那不是報道，甚至不是文學，用她的話說是“訓誡書”，這篇檄文里用的詞都是“壞蛋”“強奸犯”“蛆蟲”這樣的字眼。

　　淚水和憤怒是人之常情，但我慢慢覺得，公眾對記者這個職業的要求是揭示這個世界，不是揮舞拳頭站在什么東西的對面。

　　我曾經寫文章悼念過一位俄羅斯的被暗殺的記者安娜，叫《思考比恐懼更強大》，看到老婦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，我寫的時候心酸眼熱。

　　后來遇到《華盛頓郵報》的記者ANN，她在莫斯科駐站十六年，說：“我為安娜難過，但我并不贊賞她的報道。”

　　“為什么?”我有點意外。

　　“因為她的觀點太多。”她說“她總是站在她認為的弱者一方，簡單地批評。”

　　我們都痛恨暴力和對記者的虐殺，但是，ANN的話讓我不能不去想----我之前對安娜的評價是否太沒有保留?抒情的背后沒有更復雜的事實?單純的強弱黑白的報道能不能完全解釋現實?

　　我說“也許她是在一個那樣的環境下，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難避免……”

　　“但這樣慢慢會變成你本來反對的人”

　　“……那么你認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?”

　　她說“最好的防御就是準確”。

　　今晚看老郝的新聞調查，一期職業病鑒定的節目，反映那些受疾病所苦而不能得到公正的鑒定機會的工人們，看這節目時我為她驕傲，多年來她一直在做最艱苦的題，因為她心里有對人的關懷。

　　她的片子中，有幾次以音樂致以同情，領導審片的時候，說“把音樂拿掉”。

　　她有點不服，偷偷留了兩段——她跟老范什么都成，但就兩樣東西不能碰“音樂和男朋友”。

　　后來看完老郝這個片子，我覺得領導的決定是對的，音樂是一種傾向，抒情，也可以說是一種強烈的看法，音樂一起，觀眾就跟著一哽，一軟，被影響了，但是如果出發點就是為弱者張目，事件的因果和邏輯就可能來不及宕實，直接進入了情緒。

　　同情是人類最美好的品質之一，但先入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們共同警惕的。

　　有個朋友把一篇批評我的文字發給我過，我覺得說的真好，引在這兒跟老郝老范分享：

　　“如果你用悲情賄賂過讀者，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悅過自己，我猜想柴靜做節目、寫博客時，常是熱淚盈眶的。得誠實地說，悲情、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礎是自我感動。自我感動取之便捷，又容易上癮，對它的自覺抵制，便尤為可貴。每一條細微的新聞背后，都隱藏一條冗長的邏輯鏈，在我們這，這些邏輯鏈絕大多數是同一朝向，正是這不能言說又不言而喻的秘密，我們需要提醒自己：絕不走到這條邏輯鏈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。”

　　他寫道“準確是這一工種最重要的手藝，而自我感動、感動先行是準確最大的敵人，真相常流失于涕淚交加中。”